记得2017年4月2日，清明节前两日。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里，举行祭祀土司王的活动。活动内容遵循土家族传统的梯玛文化，以盛大的祭祀仪式，表达对土司王的追思与缅怀，同时彰显老司城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。可作为永顺县殡葬协会的梯玛文化宣传人员，我对这次活动却不想过多言及。只因几株苍柏，一座老亭，一方字迹斑驳的碑刻，牵连一段湮年沉寂的过往。
南国丘陵地区的春晨，多是有雾，那日也不例外。单人独骑，畅驰在绿意萌蘖的山岭间，观云烟缭绕，听风远啸。颇有几分远逸红尘似的逍遥，几分纵意似的豪情，总是难得的一次解放。不经意，也是故意，自私的想让“难得”尽量延留。减慢车速，觅一处安隐暂坐，不期然间终与它邂逅。那是一座略显破败的老亭，朱漆尽落，用水泥堆砌的灰白厚重檐角，若有半分的飘逸古风也好。它就落在通往老司城的新筑的柏油路旁，荒草之中，映靠着几株稀落的柏树，与延绵的长山相隔，显得几多寂寥与落寞。若与近在咫尺的老司“新”城相比，总显得突兀、另类、渺小.....
踏足亭中，树立着一方尽染尘土而显得黑灰暗淡的石碑。石碑上的字迹已然斑驳，但位于石碑正上方的“五角星”，尽管历经风雨，棱角依旧！静默且郑重的向来人述说着，一段关于信仰、硝烟、热血、奉献，却也渐渐被人淡忘了的诗篇。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！一九三四年冬，中国工农红军在永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。我解放大队的劳苦人民，拨乌云，见青天。处处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翻身景象。可恨地主恶霸沈旦渲又集结部分匪徒，重又窜入老巢，使我广大人民重又堕入了苦海。驻城红军得知讯息，三次围歼激战，捅掉匪巢。 但在激战中有二十七位同志壮烈牺牲。万株青松滴翠泪，轿顶山峰脱云帽。英勇的烈士们！你们永垂不朽。我解放大队的英雄儿女，一定踏着你们的血迹，奋勇前进。永顺麻茶（岔）公社解放大队，一九七三年元月七日。” ——老司城村博射坪革命烈士纪念碑文。
208个汉字，极其简短朴素的话语，若只初见，谁又能尽晓昔年之烟云？ 1934年，中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，被迫踏上了“万里长征”。为了策应与支援中央红军的撤离，第二方面军（红二、六军团）选择扎根“湘鄂川黔”边区，肩负牵制国民党军的艰巨重任。红二、六军团会师后，于1934年11月7日占领湘西北重镇永顺县城，接着又占领桑植、大庸两县。11月26日，在大庸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，任弼时任书记；同时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，贺龙任主席；成立湘鄂川黔边军区，贺龙为司令员，任弼时为政委。领导机关先驻大庸县永定镇，后迁永顺县塔卧。从此，永顺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。当时根据地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，还要清除当地的反动武装。而永顺地方的反动武装，除县保安团外，还有各乡的自卫队、土豪地主组建的民团及其控制的神兵大刀队和土匪。据县政协和党史等部门粗略统计，1934至1935年间，全县人口锐减5万余人，仅万坪地区死难或逃亡者就有1.5万余人。全县有8万多人参加和支援红军作战，1.1万多人牺牲或遇难。现今，由民政部门审定的烈士，仅“二战”时期就有1294名。因时久年湮等原因，更多的烈士却难以查证。
“呜~~”或是车声，或是风啸，或是远处传来的号角，我知道我该走了。采一朵不知名的野花，旦借此枝春华敬献，我曾来过。后来向当地的老人打听，这二十七烈士因为初到湘西不熟悉地形，被敌人逼迫至某无名山峰的断崖，最终全员殉难。而纪念碑树立的地方，正与彼山遥望！但当问及烈士的姓名、籍贯、坟茔时，老人也只是摇首答道“不晓得”.......
八十三载风云路，福石城中锦繁簇，远客此来何所忧？二十七士忠魂骨。
我们清除时光遗留的浮土，讴歌土司王城的千年繁芜，只因不忍某些美好就此沉消。可是，也有某些血色浸染的厚重，不该任由风雨斑驳......【作者：李云梵】